时代三曹重视文章修饰，忽略当一个君王的主要任务，却去喜欢雕虫小技，部属仿效上位的人，于是成了社会大众的一个风尚。
到了江左的齐梁两国，情形更为严重，文化人所竞争的不过一个韵脚奇不奇，一个用字巧不巧，长篇大论，所谈的全是月亮露水，满桌满箱，所写的不过风花雪月，世间竟拿文章辞藻来判断作者品格和能力的高低优劣，而政府也根据这个标准遴选他们当官。
可以换取金钱俸禄的道路一经开辟，喜欢崇拜的心情更强烈，于是乡村儿童，贵族学子，学校还没有进，六十个甲子如何配数还没有学，就先作五言诗，至于伏羲氏、姚重华、姒文命的典故，伊尹、傅说、姬旦、孔丘的学说，就更不关心，何尝听进耳朵，认为傲慢就是清高，怪诞就是玄虚，把随心所欲当作建立功勋，只读儒家学派经书的知识分子，被指责古怪落伍，而会作诗作赋的人，才是专家，以致文章越来越繁多复杂，而政治却一天比一天混乱，原因在于文化人抛弃伟大圣人的轨道和楷模，而把无用的东西当作有用。
现在政府虽然颁布诏书，可是听说遥远的州和偏僻的县，作风依旧，对仁孝之人排除在外，不肯录用，对文章华丽辞藻轻薄的人，却任命担任官职，甚至保送中央，都由于州长县长不能深刻了解上级的旨意，请求广泛调查，对于违犯的官员，提出弹劾。
高级知识分子自负才能，拼命上爬，为了谋求上位，已到了无耻的地步，请求颁布他们的罪状，加以罢黜，惩罚败坏风气之徒。”
杨坚把李谔的奏章公布天下，让天下人警醒。
如此种种，隋初的盛世景象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整个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历史中，能与杨坚相提并论的君主寥寥无几，如果抛开个人修养，综合大环境对比的话，杨坚更是当之无愧第一人。
算上大环境，杨坚当然是占了便宜的，因为罗贯中说过：“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显然这是个真理，而此时的中国已分裂了三百年，到达了临界点，南北民众都心向统一，大势如此，任何逆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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