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高丽人也不傻，他们是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中间求生存，谁也不愿意得罪，和谁都不能太亲密，必须当个墙头草，以便获取利益最大化。
在这种大环境下，宋朝商人和高丽商人的贸易活动就不得不带上政治色彩了。一旦宋辽关系紧张，边关榷场关闭，辽人无法获得宋朝的货物，于是高丽商人就成了天然的二道贩子。
他们从宋朝南方购买丝绸、茶叶、瓷器、布匹，说是拉回国贩卖，其实多一半都用更高的价格倒手运到辽国去了。有时候还会高价雇佣宋朝工匠刻制雕版，也送往辽国，这是宋朝市舶司严令禁止出口的货物。
高丽商人这么做也没错，商人逐利嘛。但宋朝商人里也有只认钱不认国的，看着高丽商人倒手货物赚大钱眼红，干脆也别等高丽商人当二道贩子了，咱自己干吧。以出口高丽的名义获取市舶司官凭，然后在海上拐个弯直接运到辽国港口去了，百分百的走私。
苏轼在杭州当官的时候就上书朝廷谈过宋朝和高丽民间走私贸易的事情，还亲自抓过几批人。
神宗皇帝也下过诏，刚开始是禁止宋朝民间船只去高丽从事贸易活动，抓到各种罚没判二年，后来改为必须获得市舶司的公凭才准许民间商人与高丽互贸。
但只要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就难免有人铤而走险，民间走私屡禁不止。为了争夺贸易机会，这些海商除了利用贸易手段之外歪招也层出不穷。最普遍的就是在高丽勾结当地官员，以各种名义盘查往来海船，从根本上打击竞争对手。
明州是朝廷规定唯一能和高丽、日本贸易的港口，当地市舶司盘查严格不好操作。于是泉州和漳州的海商就捷足先登，成了向高丽走私的主力。
除了泉州、漳州海商太多，没有建立市舶司管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泉州人在高丽当官的比较多，老乡见老乡还不流行背后来一枪，互相帮衬是主流。
王浩是福建路人不假，但不在泉州，而是漳州海口镇，与泉州海商不仅拉不上关系，还是天然的竞争者。
当初也有漳州海商跑过高丽航线，但没斗过泉州海商。既然高丽的港口已经被人家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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