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改革，因而弘治才耍出了这一手段。
他让班匠银以另一种近乎畸形的方式继续存在，为朝廷增加收入，却使得匠户制度不比从前，更加混乱不堪。
其二，弘治十八年以后，朝廷屡次强调“有力与无力”，以此区分是否征银，这与前朝成化年间的“愿与不愿”，已有明显区别。
说白了，判断班匠有无出备工价银能力的工作，由所司官员负责，不由班匠自己决定，这更将征银的强制性增强到顶峰，使得许多匠户因此家破人亡。
全国范围的班匠完全征银，是在嘉靖四十一年完成的，征解数额仍是每班银一两八钱，再将每班银均为四份，即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
各地方有司要计算出班匠银每年的数额，征完解部，年终造册上报。
从成化二十一年的首度改革，到弘治十八年面对阻力的让步，再到后来征收班匠银的强制性达到顶峰，直至嘉靖四十一年完成全国征银。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化，班匠银从最开始针对落后匠籍制度的进步改革，彻底沦为一种朝廷新征收的税种，实际与提出时的初衷已无直接关系。
对于明廷来讲，财政又开发出一个新的税种，增加了收入，仅此而已，而对各地匠户而言，反倒更不如初。
这项制度对朝廷财政的收益是很可观的，去年仅京内的班匠征银便有六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两八钱之多。
崇祯皇帝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将成化二十一年的班匠银制度加以完善，推广全国，取代现有的班匠银制度。
虽然都是班匠银制度，但两者在意义上却截然不同。
先前的历朝皇帝之所以会铸造出如今这么一个奇葩的班匠银制度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对各方势力做出了让步。
这些担忧，在如今这位“不要脸”的皇帝面前，根本算不上是任何问题。
就连堂而皇之的地主税、商人税都能强令征收，就连周皇后的老父周国丈都能派厂卫前去抄家，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干的？
也就是四月初到四月十七八日这一期间，朝廷屡屡下发对全国匠户的各项政策，伴随着皇家报社不遗余力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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