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熟。
不过，问题还是要回答的。
顾骜假装想了想，抛出了一个他早就酝酿好的答案——当然，他的酝酿，是准备写进历史书的，并不是为徐记者今天的问题酝酿的，对方只是恰好撞到枪口上了，那就拿来用一用吧。
“我之所以不想再在仕途上发展，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我是因为身处一个特殊的时代变革节点，八年前机缘巧合、刚刚初二毕业、下乡了几个月就参加了第一届恢复的高考。
所以我事实上是跳过了别人的高中时代，十四五岁就上了大学，又赶上了做那些适合我发挥、能够出成绩的风云际会，八年来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
我这个速度，在仕途上来说，算是坐火箭一样了，但我也很深刻的知道我的短板和认知缺陷。因为我一辈子都是在中国的发达地区生活学习和工作，这次来榆州治沙之前，我到过的最内地的城市，是徽省的省城庐州。
所以我对基层太不了解了，也不知道民间疾苦。我在做公务员的时候，离开岗位前已经是福厅级待遇了，后来到国企任职时，更是按照正厅级待遇配的企业，也就是做华兴通讯的一把手，虽然只做了短短几个月。
我觉得，我这样的履历、这样的级别，如果继续做官，也不可能看到底层和偏远地区的疾苦了。通俗地说，那就是脱离人民。
与此同时，这次的纪录片和采访，在这样处理了一下之后，就又多了一个外行吃瓜群众都喜闻乐见的看点，那就是：
就算我看走眼了，无非也就是自己生意上赔点钱嘛——做商人需要各式各样锐意进取的专才，而做官需要的是品性端方、性格稳重、眼界全面的人才，人尽其用才是最好的。”
关键是这番观点太新颖，此前国内任何一个下海的官员，都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原先大伙儿听得最多的，无非就是觉得当官不赚钱、想要堂堂正正多赚钱，这才去经商。
当然，说不出来也不能怪别人，实在是其他人没有22岁就做到这个高度、22岁就“失去了接触基层的机会”。
顾骜侃侃而谈的时候，旁边已经聚集起了不少这次一起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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