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的多，但中低层读书人来说，仍然难以直达权力的核心，简单举一个例子，在明朝，四书五经加起来的价格就超过五十两，仅这一点，就足以让许多贫寒学子望而却步，他们只能抄书的形式获得，更不要说，中举之后，想要更进一步，还要游历，前往富庶的江南、北京游历，与当地的士子切磋学问，以获得名声，这种游历是最为花钱的。
这还不算，科举本身就是一场特权阶层的游戏，在明朝，座师、宗族和同年等关系构成的网络，使得举人、进士等身份垄断在少数人的手中，这些没有关系背景的底层学子，往往只能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渐渐走进去。
而东南科考让贫寒士子们认识到了中华合众国这一新朝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旁的不说，科举只靠八股文和试帖诗，好与坏，完全就是考官的一句话，士子参加科考还要研究考官的喜怒哀乐，才能有所成，合众国的考试则完全不同，占据分值一半的是选择题和判断题，这是最作假不得的，而在考试结束之后，还会公布除却策论之外的所有答案，士子是可以大体判断自己得分的，更重要的是，部分优秀考生的试卷会公开，而前三甲的考生试卷直接会登录在报纸之上，供众人平叛，这种考试机制比科举制度更为公正公平。
当然，这些士子支持新朝科考的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东南科考直接把东南的士绅家族完全排除在外，为本地的庶民地主和富农出身的学子乃至贫寒学子扫除了最大的障碍，这也是合众国团结这些读书人的办法之一，给他们寻找一个共同的敌人，同仇敌忾！
何文瑞与十二名士子代表讨论了许久，修改了部分细节，对于何文瑞的认可，这些士子代表是受宠若惊，到了夜晚，何文瑞命人上来酒菜，宴请众人。
赵文廷见何文瑞心情大好，说道：“何长官，学生有一句话不值当讲不当讲。”
“直说便是。”何文瑞道。
赵文廷说道：“是这样的，当初我十二人代表去行政官署聚众，也是情非得已，实际上我们发现有人在暗地造谣生事，想要破坏这次东南科考，举报无门，才是出此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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