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知道，如果张长林答不出来，那他就不是主使人。
审讯人员立刻问了出来，张长林轻松回答，“我去印度的药店里找到了这种药，在药品包装上找到了药厂的联系方式，花了一笔钱拿下了国内的代理合同，然后在港口找到一些有特殊渠道的人……”
这些都是沈隆提前叮嘱过他，并带着他过了一遍流程的，张长林把各种细节说得有模有样，审讯人员很难分辨真假。
“难道这事儿真是他干的？没道理啊，他可不像是愿意做好事儿的人。”工作是工作，这些警察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很多人都和曹斌一个想法，对这些病人充满同情，对销售这些药的人也不怎么反感。
“人是会变的，这些细节如果不是主使人，肯定说不出来。”有人开始倾向于相信张长林，“继续审问吧，把各种细节都落实了，然后继续盯着，看看他进来之后仿制药还会不会在市面上扩散。”
张长林被临时关押到了看守所里，刚进去的时候，牢头还想欺负他，但是在他的亲人探视过之后，就马上改变了态度，将张长林伺候地舒舒服服的，张长林知道这些肯定都是勇哥在外面想办法了，于是愈加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沈隆还给他请了大律师来进行辩护，同时许许多多买过仿制药的病人也在外面聚集，帮着张长林求情。
经过一番调查，再加上张长林的口供，警方和诺瓦公司都确定张长林是这起销售假药案的主使，接下来就是开庭审判了。
等到法庭开庭那天，审判庭里坐得满满当当，诺瓦公司的律师慷慨陈词，“我要证明是诺瓦公司救了这些白血病人，而不是印度仿制药，更不是被告，被告的行为，导致了全国性的假药泛滥，严重违法了国际版权法，被告人必须予以严惩，我的陈述完了。”
“我想说的是拯救白血病人同样不是诺瓦公司，诚然是诺瓦公司生产了这种药，但成功开发格列宁的却是布莱恩-德鲁克等一大批利用公共资金进行研究的科学家，诺瓦公司获取专利之后进行高价销售是不道德的。”张长林义正言辞的批判着诺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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