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方官就只能上报，而上报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要是地方官上报太多的话，就会显得很无能，这又迫使地方官不会太多往上报。这么一来，富户才是拖欠赋税的主力军。
这些拖欠赋税的富户，其实是很狡猾的。第一，他们有势力，第二，他们也不会真得一分钱不交，只是交一小部分，然后就赖，一年一年的赖，赖个几年，朝廷看到这种累积起来的欠税，会成为最新税赋征收中的难点，就只能蠲赦拖欠多年的赋税。
另外，按照惯例，比如皇子出生，立太子，或者新皇登基等普天大庆的时候，也往往是要蠲赦欠税的。只要赖到这种时候，拖欠的赋税也往往能赖掉。
这种种事情，其实都是恶性循环，鼓励了那些拖欠赋税的行为，至于正常交税的，他们一看可以赖掉，而正常交税也没有好处，自然也会有样学样了。
因此，崇祯皇帝给他们看得这份奏章中，拖欠赋税的数目，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
另外一类奏章，则是有关官吏交税的记录。
在大明朝，官吏从来就不是全额免税的。不是说，只要中举，那就再也不用缴纳赋税，不用服劳役了。
大明律有规定，官绅确实可以免除一定的徭役。这一点，从明初就开始有了。
在明初规定，京官之家除税粮及里甲正役之外，优免一应杂泛差役，外官按品递减。后来，在这些官绅的不断努力之下，这个规定又改为按照品级限额来优免丁、粮或者丁田。
比如说，在正德年间的规定是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顷，五品以上免田三顷，七品以上免田二顷，九品以上免田一顷，外官递减。
这个规定，在北方其实还不算什么，换成南方土地产出多的，那就多了。
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些官绅还不满意，继续努力，等到嘉靖年间，又几次说动皇帝修改这个优免。
到嘉靖二十四年时候，变成了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递减，至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
等到万历年间时，又改了，由“论品免粮”改为“论品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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