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了，还可以将他们引导到向世界殖民的路线上去，北边的西伯利亚，另一个半球的美洲，还有穿越者垂涎三尺的澳洲等等，也不用担心所谓的国际法，谁的拳头律就由谁制定。而且在医疗条件不够发达的时候，中国人不可能增长到十三亿这个数字。
“可是照你这么说，增加商税不是反倒会打消人们经商的积极性吗？”没见过什么叫全民经商的皇帝自然会有此一问。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小贩一个月能赚到五两银子，你就是收他百分之十的税，他还能净挣四两五，养活五口之家不成问题，和务农比起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怎么保证能让他将剩下的银子都带回家，而不是被贪官污吏地痞无赖给勒索呢？这就要看你怎么改造官僚机构了。说白了国家收税和混混们收保护费是一个道理，收了钱就要为人家服务，让正规劳作的人有个安心赚钱的环境。所以这项政策的敌人不仅是传统官僚的恶习，还有各种以行会为名形成垄断的民间组织，要做到只有官府一家说了算，任何人在资本市场上都要受到官府约束，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到时候大地主们看着商人眼红，谁还会死抱着那么多的土地？”
姜田又开始在如何反垄断以及怎样促进市场竞争上费口舌，中间不乏一些后世的案例与总结，这些内容放在二十一世纪，任何一个关心社会变革的人都能说出来，只是皇帝本人不知道罢了，他的思维还停留在改革初期的各种扯皮上边。所以姜田只能掰开了揉碎了耐着性子的讲解一遍，他故意的没有谈市场竞争机制，也没有提宏观调控，这是因为在这个时空那些东西都太超前了，在民智还不足以监督社会的时候，那么搞只会让事情复杂混乱，在一个拥有着超前眼光的政策制定者面前，就连基本保险措施都有点多余。按照姜田的设想只要国家机器按照既定路线发展一百年，至少能再次甩开欧洲两百年，要是那时候的继任者们还能将国家搞砸，那干脆也就不用提什么君临天下了，直接暴力革命再次成立新国家算了。
他的想法很乐观，但是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皇帝可不这么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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