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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直到这时，洪衍武替东院各家承担费用的事儿才被曝光。
房管所的人振振有词地说了，“东院儿四户都是洪家自己掏的钱，谁让你们没赶上这样的好邻居呢！”
得，那些有意见人一下就没话了。而东院几家邻居们知道后心里也都是一热。
大家私底下都说，这洪家老三做事儿就是地道，不吭声儿就替大家把事儿给办了。咱们以后谁也别再叫人家“老家贼”了。
就这么着，洪衍武也算是因这件事，在东院儿彻底恢复名誉了。
春光无限，柳絮纷飞，又到桃花灿烂时。就在京城的人们因气温骤暖，普遍脱下了厚重的棉衣的时候， 1978年的四月来到了。
当月的月初，街道办主任终于给洪衍武和陈力泉解决了工作问题，使他们成为了市蔬菜公司刘家窑仓库的装卸工。
别看这份儿临时工作挺耗体力，工资每人也只有十八块钱。可难得的是工作时间短，每天从五点干到中午十一点就下班。
况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了一份合法的工作做掩护，既让家里人感到安心，也不用每天被派出所和民革委盯着了。
所以，他们还是很欣喜地去上班了，街道主任也按约定落得了四条牡丹的实惠。
之后没过几天，京城就又发生了一件让人极为惊喜的大事儿。那就是有关的问题，突如其来地有了极大的进展。
由于科学大会的发酵作用，在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普遍呼吁下，4月5日，国家上层终于批准了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分子的帽子。
并于4月27日，成立了京城市委摘掉分子的摘帽办公室。就此，正式开始了对错划，全面甄别、改正和落实政策工作。
这对常家当然是喜事天降，这也就意味常家的事儿正式有了解决的政策依据。他们的苦日子真要到头儿了。
为了这事儿，洪衍武又跑了好几趟何家，与何介夫紧急磋商相关事宜。这时，他可就庆幸自己下手早上一步了。
因为何介夫家此时已经门庭若市，来往不绝。几乎全是“老右”家庭为“摘帽儿”的事儿来求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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