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色还有些生嫩，有些拘谨和不好意思，李小鱼就觉得他捣鬼的可能性应该不大，还是挺本分的。
当然，这么小的年纪本应该是在学堂里读书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跑来做生意，令人有些费解。
当然，在这个时代做生意其实也不丢人，商人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并不受歧视。
虽然有人说中国儒家传统有抑制商业的习惯，但这话其实不对，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便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
而且子贡因为经商有道，家累万金，富可敌国，结驷连骑，聘享诸侯，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
孔子也从来没有因为子贡的商人身份而对他有任何歧视，恰恰相反，孔子还以“瑚琏”比喻子贡，认为子贡是国家社稷的大器、良器。
只不过到后来，后世的统治者出于独尊皇权之需，对商人有可能与国君分庭抗礼的潜在力量很是顾忌，所以历代王朝几乎都制订了抑商、辱商、贱商的政策与法律，但其实这一传统是来自法家的思想，将商人列入市籍，视同贱民。
如秦朝曾将一大批有市籍的商人，以父母、祖父母为市籍的商人后代，发配戍边，包括汉朝立国后，“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唐朝也“禁工商不得乘马”，“工商杂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明清两代也均有抑商或贱商之政。
朱元璋本人就具有强烈的“重农抑商”情结，他建立明王朝之后，即严禁农人弃耕从商，商人外出经商，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贩被与仆役、倡优、贱民同列。
清代的雍正也深具“重农抑商”思想，他说，“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所以应当劝农抑商。
唯独此时的宋朝可能是一个例外，宋朝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最低，当然，不是说全无歧视，但总的来说，商业环境最为宽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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