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自身利益，他们与土目之间的冲突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需要说明，在1949年以前，黔西北地区的土目以及富有的彝人都普遍养有许多供自己役使之人，女性称为“柏”，男性称为“者”，在讲西南官话时，称为“丫头”、“娃子”，汉语书面语一般统称“家奴”。
如乾隆八年(1743)，威宁镇总兵曾长治奏称:土目之家各蓄有家奴，以供使唤。
多者百余户，少者亦有数十户不等。
家奴的族类成分包括彝、苗、汉等，其来源主要有:强迫佃户、帮工为奴;购买贫穷人家无力养活的子女为奴;收养亲人亡故的孤儿寡女为奴;将欠土目之债无力偿还者沦为奴;此外，丫头、娃子所生子女世为“柏者”。
家奴住在主人家中，常年为主人服务，没有亲权(子女非己所有)与婚权(是否结婚、与谁结婚由主人决定)，主人可将其随意买卖，甚至将家奴一家数口卖给不同的人，官方文书、档案中称为“拆卖”。
有的娃子成婚后，得到主人允准，另立门户，成为“家外娃子”，彝语称为“陆外”。
有的“陆外”非常能干，能给主人一定身价或被主人重用，成为“半身奴”。
这种人可自由经营自己的土地，有的甚至发展到有自己的佃民和奴仆，但在土目面前他依然还是奴仆身份。
有时“半身奴”拥有的家奴成家后，又养有家奴，这样层层蓄养，在水城等地产生了“七道娃子”的说法。
乾隆四年(1739)，在大定府威宁州，经过策划，数百名家奴突然一起离开主家，逃匿山箐之中，歃血结盟，“踞产背主”，希冀“出户”，获得自由之身。
愤怒不已的土目们纷纷赴官控告，呈请提究叛奴。(\\www.zslxsw.com//)
官员们清楚地认识到，破天荒的叛逃行动标志着土目权威的衰减，这正是朝廷及地方官历年打压、干涉的结果，贵州总督兼巡抚张广泗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
臣查黔省地方，苗倮环居下游一带，尽属苗蛮，散处山谷之中，并无酋长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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