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他还将译书之法分为三种:一是各省多设译书局，二是出外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三是鼓励书贾，文人广译西书。
他还在《广译》最后强调翻译东洋之书的必要性。
第二阶段的科技翻译同第一阶段一样，都有外国传教士的参加，但有两点不同，一是“虽创始于客卿，继起者则均系国人”。
二是与宗教脱离关系，这一阶段的译事主要由北京的京师同文馆和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大机构组织，主要翻译家有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丁善兰、俆寿、华蘅芳等等。
因此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于1862年6月11日，也就是同治年五月十五日，起初招收10名学员，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ohnsburdon)教习英文，规定“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
但是到了后来，又陆续增设了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东文馆，学生除学语言外，还兼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
聘请的教员中有丁韪良、傅兰雅、李善兰等。
师生们除了学习外语，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译书。
据张静庐编辑的《京师同文馆馆规》载，学员入馆第一年功课要“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
第二年的课程中包括“翻译条子”、“翻译编选”、“翻译公文”、“练习译书”等。
每年的岁考和各种大考都有翻译题，译公文、译书籍等。
同文馆的译书主要由师生共同完成。
据(吉少甫编)《中国出版简史》载，“30多年中，北京同文馆翻译出版的著作共二百多部。”
所译书主要分三类:关于国际知识，如《万国公法》、《务国史略》、《富国策》;夈学知识，如《格物入门》、《全体通考》、《化学阐源》。
三是学习外文工具书，如《汉法字汇》、《英文举隅》。
这些译书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依旧对近代中国产生过深远影响，如《万国公法》和汪风藻译的《富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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