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所有，但为了得到保护，必须为王府义务演出，有的还要给王府一些保护费。
像是李静另一文《戏钱与赏封——考察明清堂会演剧形态的别一视角》就有描述。
而对串客，也就是本身非伶人但是参加戏班演出者，比如柳湘莲之身份即是此类、清曲家，也就是只歌唱不化妆扮演，不穿戴行头，屏除锣钹喧闹之声的演员、票友，京剧界称串客之组织为票房，参加者为票友等的研究亦有一些成果。
张发颖先生在《中国戏班史》中便已有专章论及《票友、票房与乡间子弟会》，对历代的串客、清代的票房、著名票友及乡间子弟会（乡民业余自己组织的活动，如河北邯郸龙虎班、河南洛阳高跷曲子民间玩会戏班、河北石家庄保定一带子弟会等）的组织和活动形式进行了详述。
赵山林《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第八章《明代的串客和清曲家》分“嘉靖以后的串客”，“明末金陵旧院（内秦淮南岸富乐院）串客”，“明代的清曲家（魏良甫、苏昆生等人）”
三节论述；第十三章《清代串客与票友》分“清代的昆剧串客”（包括苏州、扬州串客以及上海的清唱曲社等），“北京的京剧票房和票友”（列举了诸多票友下海成家之例，如汪笑侬、言菊朋等），“天津、上海的京剧票房和票友”三节论述，最后总结道。
“串客和票友处于观众与演员的过渡状态，这种生动活泼的艺术活动方式也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生存方式，不仅对戏曲发展影响深远，其文化内涵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此外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书中讲述了明清时期昆剧清曲家、串客的活动；谢宜仁主编的《京剧票友》书中则对清代以来京剧票房的建设及票友的活动方式（如义演、节庆演出、纳凉晚会、竞赛演出等）进行了论述。
当然，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类型的戏班并非隔绝开来自成一体，而是互相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交流，因此学者们也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如谭帆《优伶史》第二章《优伶的组织与培养》便论及“三种形态的联系和交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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