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土地所有者。
但反过来说，修了淮河水利，土地好了，自己收的租子也多了。
然而再反过来说，水灾变水利，九等田成二等水浇田了，这税也上来了，朝廷肯定是要派人来清查田亩的。一清查田亩，很多躲开的税收就又找上来了。
总之，有好有坏。
但对修淮河这个任务，他们也知道轻重，既是承包了，那就得干完。干不完是要出大事的。这和关乎社稷无关，主要是刘钰之前说了，他只要河段，别的可以商量，河段不能完工，西域种麦子、南洋砍甘蔗，二选一。
而这，也就引出了这场贪腐克扣大案的基本逻辑：朝廷发的是米，百姓吃米和吃苞米面，对干活来说并无区别。
吃苞谷面、杂和面也死不了，也能干活，也能吃饱，也能完工。
正如皇帝叮嘱刘钰的逻辑：冬天的活干完，是第一优先级一样。
士绅也是一样的逻辑。
只要把活干完，剩下的事就都好说。
乡绅官僚见钱，如蝇见血。剥皮萱草都不怕，知道要先把活干完在这前提下搞钱，亦算是巨大的觉悟了。
李乡绅赶到这一片的望族、乡绅领袖王监生家里的时候，和他们一起承包的乡绅都已经赶过来了。
正如大明土木堡引发了纳捐事类似的道理，大顺有几个地方的监生之类是最多的。
一是苏北、二是西京。
税收体制和财政制度在这摆着，无能低效。地方闹灾，或者边境打仗，就需要动员当地士绅的力量。
而动员不能红口白牙，得给好处。大顺唯一能给的好处，就是学历。
包括大顺能绝地反击复天下，靠的也不是“保天下”的口号，而是通过保天下的口号，使得之前的均田政策，被合理地被取消了。
否则固然甲申年大顺入京的时候，南方奴隶兴呼乾坤倒转，我辈何以常为奴；一片石之后，士绅可也看到了乾坤颠倒，我辈何以被追缴助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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