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完成这项远比修淮河、治黄河更要宏大的工程，就必须要有序地发展工业，依靠工业的力量来完成这场迁徙。
既然要发展这种工业力量，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投资又是“无序”的，所以又很容易得出历史上圣西门得出的结论——需要一个巨型银行，由这个巨型银行，向实业投资，解决实业因为利润不足而缺乏投资的问题；同时倾向于一些有益的、对普罗大众和未来有好处的、但现在却无人问津不肯投资的产业。
恰恰，大顺在刘玉跑路之后，借助北美的金山银山和海外疯狂吸金银，完成了货币改革，为这种大银行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又恰恰，李欗政变上台后，通过行政手段的“赎买”土地、实则就是“强制储蓄、强制买工业债券”的政策，在修铁路建铁厂等问题上办成了几件事，似乎证明这一套东西是可行的。
于是，这么多恰恰；或者说这么多不是偶然的，而是从当年北征罗刹抓人造船征西北准备下南洋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所努力塑造出来的条件。
催生了大顺这边的显学。
在这里，实业、大工厂、或者说工业资本主义，被抽象为类似于儒家的三代之治之类的东西。
算是某种理想。
它是未来的。
同时也是永恒的。
并且是要达到的。
且由刘玉的那套“爱用之别，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粮食分配的一种手段”的扯犊子理论延伸出的资本主义思路——既然工商业只是粮食分配的一种手段，反过来说，亦即种粮食的农业、和生产布匹铁器的工业，都是以商品交换而为目的。
当然，这种思路，亦可以换个方向理解：大顺内部的市场，是有的。但小农土地不足，既要受地主动辄五六成的租子的盘剥、要是再被廉价工业品一冲，那就只有起义了。
而如果，弄死地主，去掉这五六成租子的盘剥，是不是被廉价工业品冲一冲，不至于活不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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