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时候，英国的一个考古座谈会上，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院院长彼得·乌科提出了一个议题：
大英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文物是否应该归还中国？
一个英国人起身反对：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文物存在的最大价值是记录历史。当年我们抢劫中国的一刹那，这些文物和大英帝国发生了联系。所以，它们既是中国的文物，也是我们的文物。我们有理由保存它。
这个观点的后半句话只能说不要脸到了一定境界，前半句话说的倒是没错，文物既是历史的见证，既见证当时的历史，也会被后来的历史赋予新的价值。
就如被誉为“天下三大行书”的《祭侄文稿》，这篇祭文是颜真卿心怀悲愤直抒胸臆，其中虽有涂抹，但反而更显感情之充沛与真挚。
这篇仓促行书的祭文见证了安史之乱，见证了颜氏的满门忠烈，见证了颜真卿宁折不弯的一生，同样还见证了颜真卿在书法上的精进。
《中国通史简编》赞誉颜真卿，称初唐的欧虞褚薛四人只是二王书法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
颜真卿本人就犹如一支毛笔，用前半生在盛唐汲满了墨水，后半生以身作笔，用自己文昭武烈的一生书写了安史之乱的大唐倾覆。
颜公去世后，《祭侄文稿》历经名家与皇家内府收藏，先后见证了宋破灭、元一统、明兴复、清入关。
历经千年，原帖75厘米长的字帖，硬生生被接续加长到了530厘米，新接的纸上满是历代收藏者的跋文序言印鉴，也让这幅国宝本身就有的史料价值变得更加丰满。】
“强词夺理！”
魏征敬重颜氏忠烈，故而气的脸都有点泛红：
“若循彼辈之蛮理，我等掠其财夺其民，彼辈亦不得讨还？”
“彼辈真是好不要丁点颜面！”
侯君集倒是若有所思：
“若依彼辈之蛮理，我等以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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