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权的解读后，刘璋也终于认识到了诸葛瑾的险恶用心：诸葛瑾当然知道，光靠文戏，是不可能劝降刘璋军麾下将领的。
但是如果文武结合呢？如果军事进攻本来就顺利，守将焦头烂额，觉得没什么机会了。这时候，他们原本全靠一口忠义勇气死撑着。
但如果诸葛瑾的文戏恰到好处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让他们意识到“原来这时候投降也不会丢脸，不会被史书说成是卖主之贼”，那么这些动摇者或者说骑墙派、顺势就投了的概率，会不会变大呢？
这就是当年曹操在官渡之战前、看到陈琳讨伐檄文时，为什么会说“有文事者，必须以武略济之。陈琳文事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
檄文最大的作用，不是直接劝降，那是不可能的。
但它可以在讨伐一方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起到催化敌人借坡下驴的效果。
只是官渡之战时，袁绍没有形成军事上的胜势，没到‘压垮曹军文武内心最后一根稻草’的地步，所以陈琳的檄文也就没发挥太大效果。
至少现在，诸葛瑾已经通过檄文，在抵抗者圈子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蜀地有很多的“地方保护”分子，也有很多的分离倾向的人，他们都是以为本地人民短期减负的幌子邀买人心，实则长期来看是加重了百姓负担、害了蜀地百姓。
（注：澄清一下，这里说的是，蜀地心怀割据的政权，是不具有‘为全天下减轻负担’这個德的，因为只要长期割据，必然双方都加强军备，最后双方百姓都负担加重痛苦。
但是，历史上诸葛亮主政时的季汉，当然是具有正义性和德的，因为诸葛亮始终提出了北伐的口号，并且付诸实施了。他没想着长期割据相持，他是想重新统一天下的，他毕生也坚信这事儿有机会做到。）
而檄文的最后，诸葛瑾之所以能把王累、郑度这些人定为奸佞、定为“貌忠实奸”，也是凭着这番逻辑推导。
因为诸葛瑾很清楚，王累这种人，对于刘璋的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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