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就是京师和山西，在对待商人态度的差别。
大同范氏，是山西最大的商人家族，可大同范氏在山西是没有多好地位的。
范氏的祖宅都用的最普通的土墙，用的也是普通百姓家里的青瓦，只有范家大院内才敢用上豪华的装饰。
就连大同范氏祭祖，也不敢有任何的僭越，用的都是普通百姓规格的祭礼。
大同范氏这么低调，也是有经验教训的，多少家族因为露富被官府盯上，最后家破人亡的。
大同范氏明白这一点，所以从范宝贤担任族长以后，派遣范宽这样的山人结交京师权贵，又努力和山西的官府、藩王搭上关系，总算是在几次政治风波中屹立不倒，将范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范宽说道：
“商人只有纳税，才能有地位，京师和直沽的商人照章纳税，就算是官府中人也不敢随意欺凌。”
范宝贤微微点头。
京师直沽对商人态度的改变，这其中的变化十分微妙，并不是官府的几句口号，苏泽的几篇文章，或者朝廷的几道政令改变的。
用范宽的分析，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
最大的原因，是官员政绩的变化。
在朝廷开放海禁，又在京师征收商税以后，增长最快的市舶税和商税，就成了官员考察的关键指标。
比如林秉正这样的机敏官员，很快就发现了商税征收作为政绩考核的特殊之处。
各县的官员，其实都是横向对比的。
横向对比的意思，就是县令政绩优劣，大部分都是同府下的县令竞争。
以往考核的第一件事是田税。
田税征收是头等大事，但是大明已经建立几百年了，能够收的上来的田税早就收上来了，收不上来的田税也早就放弃了。
同府各县的情况差不多，在田税上出彩的难度很大。
剩下来的劝农课桑，教化百姓，整肃民风之类的指标，都是非常务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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