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地抵账；或是勾结县衙的胥吏，借着清丈田亩的由头，故意篡改地界，把农户的好田划进自家的地契；更有甚者，直接带着家丁强占，谁敢反抗，便扣上“忤逆”的罪名，扔进县衙的大牢里吃牢饭。
周老汉的那三亩地，就是被邻村的沈姓士绅用阎王债逼走的。
那年恰逢涝灾，稻谷歉收，家里揭不开锅，他咬牙借了一斗米，不过半年光景，利滚利竟变成了十石粮。
沈家家丁踹开他家的门时，周老汉的婆娘抱着门框哭到晕厥，他跪在地上磕破了头，也没能保住那片传了三代的薄田。
失去田地的农户，要么背井离乡逃荒，要么只能卖身给士绅做佃户，收成的七成要上缴地主，剩下的三成，连养活一家人都难。
而那些士绅却坐在高堂之上，摇着折扇，看着万亩良田笑谈风月，全然不顾脚下百姓的血泪。
如今，不仅失田复得，官府还按人口加授了十七亩，加上新政推行后，赋税只按田亩征银，再无苛捐杂税盘剥，日子像是揣了个暖烘烘的炭火盆，一天比一天旺。
周老汉攥着那张浸过桐油的田契，日日都要摸上几遍，生怕这从天而降的福气转眼就没了。
二十亩水田，春种稻夏种麦，秋冬还能在田埂边种些油菜、蚕豆，官府发的新农具趁手得很，犁地比往日快了大半，收成更是翻了几番。
最让他舒心的是赋税，一条鞭法算得明明白白，按田亩缴银，再无胥吏上门巧立名目搜刮，往年要缴的人头税、车马捐、河工费，全成了过往云烟。
缴完赋税，仓里还能囤下二十多石粮食，再也不用为吃穿发愁。
他给大儿子娶了媳妇，添了胖小子；二儿子送去镇上的学堂，识了不少字；小儿子跟着他下地，也能扛得动半袋稻子了。
家里的土坯房翻修成了青砖瓦房，窗棂上糊了新纸，灶台旁垒着满满的柴火，锅里常年飘着米香。
逢年过节，还能割上二斤肉，打一壶米酒，一家人围坐在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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