饬，力图挽救颓势。这段历史，既是明代的写照，也是后世官僚体系永恒的困境——如何让考核不沦为表面文章？如何让吏治不成为百姓之灾？
朱由校听罢李邦华、方从哲的奏言，也不免陷入沉思。他知道，若要继承张居正之遗策，既要汲取考成法的长处，也要避免其激化矛盾的弊端。最要紧的，还是守住“为民请命”的初心，不使数字成为压榨百姓的刀。
朱由校沉吟片刻，指出了此政的弊端：
“考成法虽然有助于提高朝堂效率，却也有其流弊。地方官员为了考绩达标，往往铤而走险，搜刮民财，或虚报冒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导致这原本是为督促吏治、整肃朝纲的利器，反倒成了苛政横行、民不聊生的祸根。
“再者，考成法本意在于令吏治有章可循，按月考核、按年定功，六科给事中又时时督察。然因制度过于严苛，稍有差池，官员即有贬黜、罢斥之虞。久而久之，朝野上下，惟恐考成不合，遂生事功浮夸、报喜不报忧之风。政绩虽在纸面光鲜，实则掩盖民间疾苦，酿成了基层官吏的“数字政绩”，而非“民生政绩”。”
朱由校语声低沉，似自言自语：“考成法，犹如双刃之剑。若无良吏奉公，便是酷吏催科；若无圣主明察，便是粉饰功绩。然其初衷，仍为国计民生，不可全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