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纪的欧洲，曾流传着这样一句传言：“当我们的先祖还生活在树上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纸张与瓷器。”
而十三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历时十七年游历元朝后写就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虽掺杂幻想，却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世界描绘了一个疆域无比辽阔、城市繁华似锦、物产丰富到难以置信的东方大国。
——遍地黄金、丝绸裹身、楼阁巍峨、市井喧嚣，无数欧洲人为之倾倒、魂牵梦萦，自此对东方燃起了炽热的向往。
这本游记，更是直接点燃了欧洲航海业的星火，“寻找通往中国与印度的新航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驱动伊比利亚半岛乃至后来整个欧洲航海大冒险的原始动力之一。
及至大明万历年间，传教士们寄回欧洲的一封封书信，其中所揭示的中国社会细节，不仅令欧洲人惊叹，更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他们的基本认知。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不无震撼地写道：“这个国家的官员选拔，不看出身、不凭世袭，唯以科举取士，凭才学论高低。”
“在欧洲，一个鞋匠的儿子，若无奇迹，几乎注定仍是鞋匠。然而在这里，昨天还在田间插秧的农夫，今天便可能因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而成为治理一方的官员。”
这种制度，简直是在动摇了上帝安排的等级秩序。”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句大明士子口中的感慨，在欧洲却如惊雷炸响。
彼时的欧洲，法国官僚清一色出身贵族，英国议会席位明码标价、买卖成风，德国官员职位世代承袭，底层百姓更是毫无出头之日。
难怪尼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曾哀叹：“中国让最聪明的人治理国家，我们却让最会投胎的人掌控命运。此等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更让欧洲人无力的是，大明深入骨髓的文化自信，使得明人面对欧洲文明成果时，往往抱有一种礼貌但疏离的审视，甚至不自觉地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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