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家铜匠铺子中间，门脸矮，招牌用阿拉伯文写的，木板子上的漆剥了大半。
门半开着，里头黑洞洞的，看不清楚。
他没进去。
第二天让薛仁贵去的。
薛仁贵摘了腰刀，换了件脏兮兮的短褐，袖子挽到肘上，进了铺子。出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小包藏红花，用油纸裹的。
“里头就一个伙计，本地人，年纪不大，二十出头。”薛仁贵把藏红花塞进袖子里，嘴唇不怎么动，声音压得很低，“我问掌柜的在不在，他说出门了，三五天回来。我问去哪儿了，他不说。”
“铺子里还有别人没有？”
“后院有动静。有人在院子里晒东西，脚步声，一个人的。”
许元点了点头，拐进了铺子对面的一条岔巷。
巷子往里走十几步，左手边有家茶馆。说是茶馆，其实就是一间敞着门的屋子，里面摆了几张矮桌，桌上放着铜壶和杯子。老板是个秃顶的叙利亚老头，说一口带口音的波斯语。
许元挑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
这个位子正对着巷口，透过巷口能看见对面坡道上的铺子——门脸、半开的门、门口台阶上蹲着晒太阳的野猫，都在视线里。
他要了一壶茶。
坐了一整天。
茶续了四壶。老板看他的眼神从客气变成了疑惑，又从疑惑变成了不在乎——只要给钱就行。
薛仁贵和陈五轮班，一个在巷子口蹲着，一个回驿站报信。程处弼第二天派人送了口信，就一句话：驿站东边有驻军巡查，问过一次。
许元看完把纸条撕碎了扔进茶壶里。
第三天。
下午。太阳过了屋顶，阴影从坡道的西边爬到东边。铺子门口那只野猫跑了，换了一条瘸腿的黄狗趴在台阶上。
许元还在喝茶。
铜壶里的水已经没什么味了，跟白水差不多。老板过来问要不要换新的。许元摇头，往桌上多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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