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长得瘦小，从来都是退的那一个。有一年冬天，桥上结了薄冰，我退的时候脚底一滑，掉进河里。河水不深，但冷，冷到骨头里。我爬上岸的时候，那个不退的人已经走到桥那头了。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就走了。”
苏砚看着他。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但梳得一丝不苟，鬓角修得整整齐齐。脸上的皱纹不算深，眉心有一道竖纹，是常年皱眉思考留下的。眼袋有些松弛，但眼睛还是亮的，是那种在书斋里泡了一辈子的人特有的亮——不是光，是被书香和墨汁浸透了的亮。
“后来我就想，我要做那个定桥的人。”周牧之说，“不定谁退谁进，定这座桥应该怎么修。修宽了，两个人并肩都能过；修窄了，就只能有一个人过。但不管修宽修窄，总得有个规矩。没有规矩，每来两个人都要在桥中间对峙一次，对峙完了，弱的那个掉进河里，强的那个踩着桥过去。这不叫公平。这叫丛林。”
“然后您就去学了法律。”
“对。”
“学了之后呢？”
周牧之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三下，一下比一下轻。“学了之后我才知道，定规矩的人，自己未必守规矩。”
苏砚把手伸进随身带来的布袋里，拿出一样东西，放在书桌上。是一张照片。和昨天寄到他手里的那张一模一样——七岁的小女孩，羊角辫，蹲在小区门口，低着头看自己的鞋。鞋带系在左边。不同的是，这张照片背面没有字。
“这张照片，是我妈拍的。”苏砚说，“1997年7月10日，下午四点二十一分。我爸从楼顶跳下去之后的第二十一分钟。我妈拉着我的手走回小区门口，她忽然松开我的手，蹲下来，给我系鞋带。系了两遍。一遍是她的系法，结在中间。一遍是我爸的系法，结在左边。系完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相机——她那时候在厂里的宣传部工作，相机是单位的——她把相机放在地上，设了定时拍摄，然后走到我旁边，蹲下来，搂着我。”
苏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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