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的。她不懂合同的含义，只记得父亲看完这份合同之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三天没出来。三天之后，他出来的时候，头发白了一半。
合同上的签名栏里，有两个签名。一个是“苏远山”——苏砚的父亲。另一个，是“范疆”——陆时衍的导师。
陆时衍的声音忽然变轻了。轻到只有法庭最前排的人才能听清每一个字。但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铁，烙在所有人的耳朵里。
“审判长，这份合同签署于2008年。当年，范疆以法学顾问的身份，协助一家外资基金收购苏远山先生的公司。合同显示，范疆在收购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获取了苏远山公司的核心技术评估报告，并将其泄露给收购方，致使收购方以远低于公允价格的代价，完成了恶意收购。”
他停顿了一下。这一次的停顿不是刀锋，是刀鞘。他把刀收回来，不是为了收手，是为了——
“而这位范疆，是我在法学院的导师。也是——本案原告方的幕后法律顾问。”
法庭彻底安静了。安静到能听见审判员翻卷宗时纸张摩擦的沙沙声，能听见旁听席上有人咽唾沫的声音，能听见法庭角落里的老式挂钟——哒、哒、哒，秒针一步一顿地走着。
苏砚闭上了眼。她不是不敢看，是在控制眼泪。这么多年，她等的不只是赢一场官司，是有人能在公开的场合，把她父亲蒙受的不白之冤，一字一句地说出来。她知道这份合同藏在哪里。父亲的老部下半年前就给她了，在滇西，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把这包材料塞进她手里的时候，手指在发抖。老人说，苏总当年不让我报警。他说报警没用，人家是律师，什么漏洞都堵好了。他认了。可他不该认。
苏砚握着那包材料，一晚上没睡。第二天早上她去了公司，把那一季度的新品发布会方案扔进了碎纸机。技术被泄露了，对手在抢专利，所有事都搅在一起。但那一刻她只做了一件事——给陆时衍打了个电话。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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