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那年，父亲用水果刀一笔一划刻上去的。
她打开盖子。里面装的东西很杂：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父亲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把她扛在肩膀上，她揪着父亲的头发笑得露出豁了口的门牙，母亲站在旁边，用一只手替他们父女俩挡着太阳。一颗玻璃弹珠，是父亲在她七岁生日时送的，说是他小时候赢遍了整条街的“王牌弹珠”。还有一本存折，红色的封皮已经磨成了粉色，上面印着“中国工商银行”的字样，开户名是“苏建国”——她父亲的名字。存折最后一页的记录停在十年前的三月十七日，余额是五百二十一块三毛。
五百二十一块三毛。这个数字她记了十年，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那是她父亲在破产清算之后，名下所有账户里剩下的全部存款。一个曾经拥有十亿估值科技公司的企业家，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五百二十一块三毛。
苏砚把存折翻到倒数第二页。这一页记录的是破产前三个月的流水——工资支出、供应商付款、研发经费、专利维护费，每一笔都是六位数甚至七位数的进出。最后一笔进账是一笔八百万的款项，备注写的是“鼎新资产评估事务所·重组咨询费”。那是父亲在破产前向鼎新支付的一笔钱，名义上是请对方为公司做资产重组咨询，实际上——她直到今天才知道——那笔钱的大半被鼎新转给了法官、破产管理人和竞争对手。
而促成这一切的人，是陆时衍的导师。
苏砚把存折合上，放回铁盒子里，然后从盒子最底层抽出了一封信。信纸已经发脆了，折痕处的纤维几乎断裂，展开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稍一用力就会碎成几片。信是父亲写的，写于十年前破产之后的第三天，她是在父亲的书桌抽屉里找到的，没有信封，没有邮戳，收件人写的是“砚砚”。父亲大概从来没有打算把这封信寄出去——或者说，他不知道该寄到哪里。那时候苏砚已经被母亲带回了外婆家，父亲一个人留在上海处理破产的烂摊子，住在一个月租三百块的地下室里，连打长途电话的钱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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