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代点什么。”陆时衍顿了一下，“你不用去，我可以替你回绝。”
“我去。”
苏砚说得很干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然后陆时衍的声音重新响起，语气里有一种不太确定的担忧：“你确定？”
“确定。”
“那我陪你去。”
“不用——”
“我陪你去，”陆时衍打断她，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很坚定，“不是建议，是决定。”
苏砚握着手机，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习惯了一个人做所有事——一个人做决定、一个人承担后果、一个人消化情绪。可现在有个人站在她旁边，不由分说地要替她分担一点重量。
这感觉很陌生。
也很奇怪。
奇怪得让她不太舒服，又隐隐觉得还不错。
“行，”她终于说，“下午两点，你在检察院门口等我。”
挂了电话，苏砚又看了一眼父亲的相框。
“爸，”她轻声说，“我好像……遇到一个不错的人。”
说完她自己先笑了，因为这句话太像十年前那个傻乎乎的十六岁少女会说的话。
下午两点，苏砚准时出现在检察院门口。
陆时衍已经到了。他靠在车门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领带是深蓝色的暗纹款，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把入了鞘的刀——锋利，但收起了锋芒。
“你等了多久？”苏砚走过去问。
“十五分钟。”
“来这么早干嘛？”
“怕你先到，”陆时衍说，“我知道你习惯提前。”
苏砚心里动了一下，但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两个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检察院。穿过长长的走廊，经过三道安检门，最后来到一间小型的会面室。会面室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日光灯。墙壁是惨白色的，灯光也是惨白色的，整个房间冷得像一个冰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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