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不动声色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奈：“她人在瑞士，还操着我们的心。这份合同你不会真打算参考吧？”
“我不需要。”苏砚收起手机，看着他的眼睛，“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一件别的事。”
她的语气变了。陆时衍立刻捕捉到了那种变化——苏砚在切换模式，从那个在他面前越来越放松的女人，变回了那个在商场上杀伐决断的科技女王。他坐直了身体，把眼镜重新戴上，示意她继续。
“我父亲的忌日快到了，”苏砚说，声音很平稳，像在陈述一桩业务，“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回老宅住几天，一个人。但是今年，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回去。”
陆时衍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她。
苏砚的父亲苏远山，在苏砚十四岁那年跳楼自杀。那一年苏远山的公司被一场精心设计的资本局逼入绝境，破产清算的那天晚上，他从公司顶楼一跃而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写给女儿的一张便签，只有七个字——“砚砚，别信任何人”。
那张便签苏砚保存了二十年。陆时衍知道这件事，因为三个月前在医院的那个深夜，苏砚第一次对他讲起父亲时，把那七个字念了出来。她的语气平静得像在读一份旧报纸，但他看见她的手指在被子下面攥得骨节发白。
“你确定？”陆时衍问。这个问题很轻，但他知道分量有多重。
“不确定。”苏砚说，然后顿了顿，补了一句，“但我想试试。我总不能一辈子都一个人回去。”
陆时衍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走到会客区，在她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摆着那份注定不会被签署的合同草案。午后的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暖金的边，苏砚看着他，忽然想起他们第一次在法庭上对峙的场景——那时候的陆时衍西装革履，目光如刀，每一个提问都像一枚精准的子弹。她当时想，这个男人太危险了。而现在，这个危险的男人正用那双曾经试图击穿她逻辑防线的眼睛，温和地看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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