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了。送到安检口。”
苏砚点了点头，没再说话。病房里安静了一会儿，只剩空调送风的嗡嗡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救护车鸣笛。
她不是吃醋。至少不完全是。薛紫英这个人太复杂了——她既是陆时衍的前未婚妻，又是被导师胁迫的可怜人；她做过背叛陆时衍的事，又在最后关头潜入资本总部偷出了核心交易记录，那份证据在终极庭审上直接把导师的退路全部堵死。没有薛紫英的那份证据，导师的定罪不会那么干净利落。
苏砚跟薛紫英只正经聊过一次。
那是薛紫英出庭作证的前一天晚上，她突然跑到医院来，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水果，表情像是来做最后告白的死刑犯。
“苏总，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苏砚当时刚换完药，左肩包着纱布，只能歪着靠在床上。她打量着门口这个女人——薛紫英穿着一件素净的米色风衣，头发随意扎着，脸上没化妆，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她长得不算惊艳，但五官周正耐看，身上有种书卷气，是那种让人第一眼就觉得“这人应该是个好学生”的类型。
“进来吧。”苏砚说。
薛紫英走进来，把水果放到床头柜上，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像是来面试的应届生。
“我来跟您道个歉。”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之前因为我的原因，给您和陆时衍添了很多麻烦。我不指望您能原谅我，但我觉得应该当面说清楚。”
苏砚看着她，忽然觉得有点意思。大多数人道歉的时候都会本能地替自己辩解，会用各种“但是”来稀释责任的分量。但薛紫英没有，她就那么直直地坐着，把话说完，然后安静地等待审判。
“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你聊吗？”苏砚问。
薛紫英摇了摇头。
“因为我调查过你。”苏砚说，语气不咸不淡，“你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在陆时衍的律所干了三年，业绩全所前三。后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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