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外面路灯还亮着，街道空无一人，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着她这栋楼的轮廓——一栋高档公寓，住满了这座城市里最光鲜的人，每一个人都在某个凌晨四点有过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清醒时刻。
“陆时衍，你知道我第一次带团队做AI项目的时候，坑的是谁吗？”
“谁？”
“我一个大学同学。她和我一起从零开始写代码，写了两万行。产品快上线的时候，投资人跟我说，技术团队要精简，只留核心人员。我选了留自己，让她走。她走的那天在工位上哭了半小时，我戴着耳机假装没听见。”
苏砚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后来那个产品失败了。不是因为精简了人，是因为我写的核心算法有个致命漏洞，上线第三天就崩了。我想找她帮忙，拨了三遍号码，都没拨出去。不是因为怕她不接，是因为我意识到——我当初留自己，不是因为我的技术比她好，是因为我不敢把命脉交到别人手里。”
她把窗帘拉上，转身靠在窗台上，冰冷的玻璃隔着睡衣硌着她的后背。
“你用导师撬客户，我用同学保项目。咱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现在你在查导师女儿账户的时候良心不安，我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后悔没拨那通电话。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都老了？”
“说明我们还有救。”苏砚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所以别在凌晨四点的泡面里自我感动了。把第五稿发给我，你女儿账户的部分先别删，我有办法。”
陆时衍没有问“什么办法”。他认识苏砚三年了——她每次说“我有办法”的时候，不是已经有了完整的方案，而是已经有了承受方案后果的决心。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分得很清楚。
“文件共享给你了。最后一页，附录三。”
苏砚把文件划到最后一页。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不是数据表格，是一张扫描的旧照片。泛黄的相纸，边缘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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