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照片上是两个男人并肩站在某栋法院大楼前。左边那个穿着九十年代流行的宽肩西装，领带打得歪歪扭扭，笑得露出一口不整齐的牙。右边那个年轻得多，戴着金丝边眼镜，表情拘谨而认真。
左边是导师。右边是苏砚的父亲。
她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照片上她父亲大概三十出头，头发还很浓密，眼角没有后来那些被生活磨出来的纹路。他站得很直，肩膀微微往后张，是一个正在上升期的人才会有的姿态——自信，但还没有被自信反噬。
“这照片你从哪里找的？”
“导师办公室的旧相册。薛紫英走之前从里面撕了一页给我。相册里还有很多张，都是导师和当年那些委托人的合影。你爸是唯一一个在照片上写字的。”
苏砚把照片放大。在她父亲肩膀旁边的空白处，有一行钢笔字，墨迹已经褪成浅灰色，但还能辨认——“与穆律师商定协议，以此照为证。1998年秋。”
“以此照为证。”苏砚重复了一遍这五个字，声音轻得像是怕把什么易碎的东西震裂，“他把这张照片当证据存了二十多年。他以为这个人会帮他守住公司。”
“结果这个人亲手把他的公司拆了。”
陆时衍说完这句话，两个人都沉默了。
窗外垃圾车的声音又响了一轮，这次是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的，更远一些。苏砚把平板放在窗台上，把手机开了免提放在旁边，然后开始扎头发——拽到脑后，绕两圈皮筋，一拉，几根碎发从指间滑下来，落在后颈上。
“陆律师。”她扎完头发，声音已经恢复了平时在董事会上说话的那种硬度。
“听着呢。”
“你刚才说找不到不牵连他女儿的办法。那我们就不找了。”
“什么意思？”
“如果她不知情，那四百二十万就是她爸偷来的学费。她的名字写在案卷里不是污点，是证据。如果她知情——那你帮她隐瞒，才是害了她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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