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陆时衍的回答坦诚得让人没法生气，“每一样都跟今晚有关。每一件都跟周鹤年有关。但我之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你，是因为——”他顿了顿，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苏砚手里。
那是一封信。信封已经发黄了，纸质很脆，上面贴着几张不同年代的邮票，每张邮票上的邮戳都模糊不清，但收件人的名字还看得分明——“陆远山律师亲启”。陆远山，是陆时衍的父亲。信封的右下角，落款处盖着一个红色的印章，印章上的字很小，苏砚凑近了才看清——“苏博文”。
她的手开始发抖。这双签过千亿合同的手、敲过无数行代码的手、在法庭上握成拳头指甲几乎嵌进肉里的手，此刻捧着一个发黄的信封，抖得像是捧着一块烧红的炭。
“我爸给你爸写的信。”
“对。二十三年前寄出的，寄到我爸原来那家律所的地址。但我爸当时已经调到了另一个城市的分所，这封信辗转了三个地址，等到终于送到他手上的时候，已经晚了——你爸的公司破产了，你爸本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突发心梗去世。”
苏砚没有说话。她把信封翻过来，封口完好，上面用火漆封缄，火漆上压着一个图案——不是公司的公章，不是法律文书常用的那种圆形印章，而是一个手绘的、简笔画般的小图案：一棵树，歪歪扭扭的，树冠圆圆的，像枇杷。
“这封信，”苏砚的声音终于开始颤抖了，“你没打开？”
“我没资格打开。”陆时衍说，“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我父亲，他临终前把它交给我，说了一句‘如果有一天你能见到苏博文的后人，把这封信亲手还给她’。他没有让我打开，我也从来没有打开过。但今晚——今晚你需要打开它。”
苏砚用指甲小心地撬开火漆。火漆碎裂的瞬间，那棵歪歪扭扭的枇杷树断成了两半。信封里只有一张纸，折得整整齐齐，展开之后，上面是苏博文的笔迹——笔画有力，带着一种即使大厦将倾也绝不低头的骨气。
“远山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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