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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推。而且推得很急。”
苏砚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她看着那棵银杏树——树干粗得两个人才能合抱，树皮上的裂纹像老人手背上的血管。这棵树在这条巷子里站了至少两百年，比巷子里任何一栋房子的年纪都大。它见过清朝的辫子、民国的长衫、解放后的工装、改革开放后的西装，见过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巷子里出生、长大、老去。现在有人要把它连根拔起，塞进一辆卡车，拉到某个不知道的地方去。
“我不保房子。”苏砚说。
陆时衍转头看她。
“房子拆了就拆了，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我认。但这棵树，”她伸手贴在树干上，掌心粗糙的树皮硌得她微微皱眉，“这棵树得留下。还有那条石凳。”
“留树不拆房，这在法律上是个悖论。”陆时衍说，“征收是整体性的，不可能只保留一棵树。”
“那就创造先例。”苏砚收回手，转身往巷子里走，“你在法律上想办法，我在其他方面想办法。银杏巷的这棵树，是这条街上唯一活着的历史。你拆了它，就是把这条街的根拔了。”
陆时衍跟在后面，没有反驳。他知道苏砚一旦用这种语气说话，就意味着她已经做了决定。在律所干了这么多年，他太清楚一个道理——不要跟一个已经做了决定的女人争论，除非你想输。
巷子深处，卖煎饼的瘸腿老赵正坐在门口择韭菜。看见苏砚和陆时衍走过来，他招了招手：“你们也看到公告了？”
“看到了，赵叔。”
老赵叹了口气，把手里那把韭菜往盆里一扔：“我在这条巷子卖了三十年煎饼。房子是租的，拆了我可以搬，但那些老主顾怎么办？住巷子口的王老师，每天早上五点半来买煎饼，吃了十八年。住巷尾的小刘两口子，刚结婚那会儿天天来，现在孩子都上初中了，还来。这煎饼摊不只是个摊，是这条巷子的钟表。拆了，钟就不走了。”
苏砚蹲下来帮他择韭菜。老赵看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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