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笑了：“你这么大老板，还会择韭菜？”
“我小时候住筒子楼，我妈在楼道里做饭，我帮她择过。”
“你妈做的饭好吃不？”
苏砚择韭菜的手停了一下。“不好吃。”她说，“但每顿都做。”
老赵点点头，没再问。
那天晚上，苏砚和陆时衍坐在银杏树下的石凳上，一人手里捧着一碗从巷口酸辣粉店打包的粉。这家酸辣粉店开了十二年，老板娘是贵州人，粉条劲道，酸辣够味，比苏砚自己做的好吃——苏砚承认这一点用了三个月。小银在旁边的石凳上写作业，铅笔在本子上沙沙响，偶尔抬头看一眼头顶的银杏叶，嘴里嘟囔一句“好多蚊子”。
“我查了。”陆时衍放下碗，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区住建局的征收决定，程序上确实有瑕疵。根据城市规划法，涉及古树名木保护的片区改造，必须经过市园林局和规划局联合审批，并且要出具古树移栽方案和存活保证。这份公告里完全没有提这些。”
“所以可以起诉？”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走行政诉讼。但如果对方打时间差——他们公告里写着‘三十日内签约’，三十天之内如果大部分住户签了，征收协议生效，树就保不住了。”
苏砚放下筷子，看着头顶的银杏叶。夜风吹过来，叶子沙沙响，像无数只小手在鼓掌。她想了一会儿，忽然问了一个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问题：“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留这棵树吗？”
陆时衍摇头。
“当年我爸破产，法院查封了家里所有东西。房子、车子、家具，全被搬走了。我妈带着我搬到城中村，租了一间十平米的房子。搬进去那天，我妈哭了。我那时候九岁，不懂她为什么哭，因为我觉得新家挺好的——虽然小，但没有债主上门，也没有人骂我爸了。后来我妈不哭了，她擦干眼泪，带我去买菜。路过城中村巷口的时候，有一棵桂花树。我妈说，‘你看，这树多香。以前咱们家院子里也有一棵桂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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