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兰，今天有人来找我，说愿意出两百万买我的专利。两百万，够我们还清所有的债，还够小砚上到大学的学费。但我没卖。因为那个人说要拿去做军用无人机。我问他：做出来的东西用来打谁？他说，看谁需要打谁。我说，那我不卖了。秀兰，我是不是傻？两百万啊。”
苏砚咬着下唇。
第五封。第六封。第七封。每一封都是父亲写给母亲的，每一封都没有寄出去。苏砚数了一下，一共二十三封。从1998年写到2003年。最后一封的日期，是公司破产前一周。
“秀兰，公司的事，我尽力了。老周今天拿了一份文件来，说签了字就能拿到最后那笔救命钱。我看了，是让渡控制权的协议。签了，公司就是别人的了。不签，公司就破产。我想了一整夜，决定不签。”
“你可能会怪我。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那个技术，我从三十岁开始做，做到四十二岁。它就像我的另一个孩子。我不能把它交给一个我不信任的人。小砚长大了也许会明白，有些东西比钱重要。”
“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信到这里就断了。后面没有字了。
苏砚把信折好，放回信封。她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的枝丫在风里摇晃。书房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咽口水的声音。
她拿起手机，拨了陆时衍的号码。
“找到了什么？”他问。
“信。”苏砚的声音很平，“我爸写给我妈的。二十三封。一封都没寄出去。”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你在哪？”
“我爸的书房。”
“别动。我过来。”
四十分钟后，陆时衍出现在书房门口。苏砚还坐在那把吱嘎响的木椅上，面前摊着那叠信，一封也没再翻开。陆时衍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来。
“你看了几封？”
“七封。看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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