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说了一句话——‘时衍，做律师可以输官司，但不能输底线。’”
两个人在书房里坐了很久。窗外的槐树在风里沙沙地响，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画出一条条光栅。苏砚把那些信重新装进牛皮纸信封，封好，放进自己的包里。
“基金的名字改了。”她说。
陆时衍看着她。
“不叫苏远山科技创新基金了。”她把包拉链拉上，“改叫‘远山与秀兰’基金。”
“用你爸妈两个人的名字？”
“对。”苏砚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写字台前，“我爸的信写给我妈的。这些信没寄出去，但里面的东西——他扛了那么多年没说的话——我想让它们有点用处。以后基金资助的人，第一条规定就是——申请书必须写清楚技术内容。不准拿模板套。谁写得像在背稿子，第一轮就刷掉。”
陆时衍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那第二条呢？”
“第二条——”苏砚想了想，“资助名单上的人，每年要写一封信。写给谁都可以——给家人、给朋友、给过去的自己。写什么都行。但必须写。手写。不准打字。”
陆时衍笑了：“为什么？”
“因为我爸写了二十三封。一封都没寄。”苏砚看着他，“我不希望别人也这样。”
当天晚上，两人回到自己家。苏砚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书房的铁盒子里——对，就是那个装纸条的铁盒子，只是换了个更大的。她锁好，密码还是陆时衍的生日。
陆时衍站在书房门口看着她锁盒子：“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什么？”
“你爸的信没寄出去，是因为他觉得时机不对。但时机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等不来的。”
苏砚回过头看他。
“我那天在法庭上第一次见你，”陆时衍靠在门框上，“我就觉得这个女人不好惹。后来在停车场，我确定了。但再后来，我发现你也有不好惹之外的另一个版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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