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村里的“学校”，是两间用木石垒砌、四面漏风的旧屋，只有一个五十多岁、既是校长也是全部科目的老师、还兼任村医的“全才”李老师坚守。学生只有十几个，年龄从六七岁到十三四岁不等，挤在两个“复式班”里上课。女孩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张艳红在这里遇到了阿夏，一个十一岁的傈僳族女孩。阿夏的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去了山外，她跟着年迈的奶奶和酗酒的叔叔生活。叔叔觉得“女娃读书是浪费米”，几次想让她辍学回家放羊、做家务，都被倔强的李老师和奶奶（奶奶是村里少有的、坚持认为“认字有用”的老人）拦下。阿夏极其瘦小，沉默得像山里的石头，但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在听课时会散发出惊人的专注光芒。她的成绩是班里最好的，尤其是数学，李老师说她是“几十年都没见过的读书苗子”。可她那双本该写字、翻书的小手，却布满了冻疮、裂口和劳作留下的粗糙茧子。她的“书包”，是一个用旧化肥袋缝制的、打满补丁的布包。
张艳红蹲在教室外破损的石阶上，看着阿夏在课间飞快地啃完一个冰冷的、硬得像石头的荞麦粑粑，然后又迅速跑回教室，趴在用木板搭成的“课桌”上，用捡来的短铅笔头，在一本皱巴巴的作业本上，认真地演算着李老师写在唯一一块小黑板上的数学题。阳光透过没有玻璃的窗户，照在她专注而瘦小的侧影上，灰尘在光柱中飞舞。那一刻，张艳红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住，疼得几乎无法呼吸。她想起了自己当年在灶火旁看书的那个侧影，想起了那种混合着饥饿、寒冷、以及对知识近乎本能贪婪的专注。阿夏，比当年的她，处境更艰难，环境更恶劣，但眼中那簇渴望的火苗，却同样顽强，甚至更加灼热。
“如果她能走出去，接受更好的教育……” 李老师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深深的无奈和希冀，“可是，就算她考上了镇里的初中，住宿费、生活费……她叔叔肯定不会出。奶奶老了，也拿不出。这孩子，可惜了……”
“李老师，” 张艳红站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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