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讨大都督府”的设立，如同在风雨飘摇的湖广投入了一块定舱石。朱炎自任“招讨大都督”，总揽一切抗清军政事宜的告示，以最快的速度贴遍了信阳控制下的州县，并迅速向江西、湖南乃至更远的西南地区传播。
告示行文恳切而坚定，既痛陈国难，表明绝不降虏的决心，又阐明“大都督府”仅为协调各方、共御外侮的权宜之计，绝非僭越。同时，公告中明确列出了“大都督府”的初步架构：以周文柏为长史，总揽政务；孙崇德为行军司马，总管军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参军事，以及负责情报、监察、商贸、匠作、学政等专务的诸司，大量吸纳了经世学堂出身的年轻士子以及表现出色的原信阳州衙官吏。
这套脱胎于明代官制，又融合了现代管理思路和战时需求的架构，效率远高于旧有的官僚体系。命令得以更顺畅地传达和执行，资源也能更集中地调配。
效果立竿见影。
首先是在信阳内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有了一个明确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之前的彷徨与恐慌被一种“找到主心骨”的踏实感所取代。无论是官员、士兵还是普通百姓，都清楚了自己该做什么，该听命于谁。债券的认购又迎来了一波小高潮，一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的乡绅也主动将家中存粮、银钱捐出，或是送子弟进入经世学堂或新军。
外部反应更是超出预期。
江西督师杨廷麟还在犹豫是否要接受南京残存官员推举的某个“监国”时，他麾下驻守赣州、一心抗清的万元吉，竟率先派来使者，表示愿接受“招讨大都督府”的“节略”，请求信阳在军械和情报上给予支援。紧接着，吉安、临江等府县官员也纷纷来信，表示愿奉“大都督”号令，共保江西。
湖南方面，虽然何腾蛟对此不置可否，但其麾下驻扎在长沙、性格刚烈的章旷，以及宝庆、永州等地的将领，也或明或暗地表达了倾向信阳的态度。他们看中的，是信阳实实在在的战绩和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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