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工科”的设想，他更是耐心解释：并非要士子都去亲手打铁烧窑，而是需要懂得原理、能改进工艺、能管理匠作、能将“奇技”转化为“国力”的“工程师”或“技术官僚”。他引用《考工记》，谈及墨子机关，甚至模糊提及一些海外“格物致知”的理念，让那些原本对“匠作”心存轻视的士子，也开始重新思考“工”的意义。
渐渐地，前来茶舍的人多了起来。有些是真的在算学、水利、医药等方面有一技之长却科举无望的寒士；有些是家境贫寒、一边在书肆抄书或做账房糊口、一边备考的年轻学子；还有些是出身小吏家庭、对律法刑名、钱谷会计有所了解的读书人。他们被李瑾的见识、气度，以及那份似乎真诚地希望“野无遗才”的心意所吸引。茶舍的交谈，也逐渐从最初的拘谨试探，变为热烈的讨论。李瑾并不灌输，更多的是引导、激发、串联。他会提出一个实际问题，如“如何改良水车，使其在低流速河道亦能高效提水？”、“如何计算不同形状粮仓的储粮与损耗？”、“《唐律疏议》中关于‘市舶’的条款，于现今海外贸易有何不足？”，让众人各抒己见，他则在一旁记录、补充、总结，有时也会让随行的工坊匠师（如鲁平、方竹等）带来一些简易模型或实物，辅助讲解。
茶舍的聚会，成了这些寒门士子一个难得的精神家园和思想碰撞的平台。他们在这里，不必因为不善诗赋而自卑，不必因为家世寒微而气短，可以尽情展示自己在“实学”上的见解与才华。李瑾的认可与点拨，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信心与方向。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李瑾身上，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清流官僚的、务实、开放、重视实效的为政理念。这种理念，与他们渴望改变自身命运、渴望以实学贡献国家的内心诉求，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同李瑾。也有持正统观念的士子前来辩论，指责其“重末轻本”、“惑乱学统”。李瑾并不动怒，总是心平气和地与之论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引用历代圣王重农、重工、重商以致富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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