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院悄然设立，如同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朝堂激起的涟漪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更为深远。表面上的反对声浪被皇权与后党联手压下，但水面之下，暗流涌动。旧有军事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们，感受到切肤之痛，虽不敢公然抗命，但或明或暗的掣肘、拖延、非议，已开始在各处滋生。而作为新设枢密院的首位“知院事”，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李瑾，自然也承受了最多的目光和压力。
他每日准时入宫，在戒备森严的枢密院偏殿处理文书，召见相关官员，与同知院事的李勣（名义上）、副使许敬宗、刘仁轨等人商议军机，更重要的是，开始着手规划那支注定将改变大唐军制的试点新军——“神策军”的筹建细则。从兵员招募标准、粮饷定额、训练章程，到营房选址、将佐选拔，千头万绪。反对者冷眼旁观，甚至暗中设置障碍，支持者（主要是后党及部分改革派）则期待他能迅速打开局面。李瑾表现得异常沉稳，不疾不徐，只抓大略方针，具体事务则放手让手下那些被皇帝亲自简拔、多为中下级官员出身的年轻僚属去办，自己则更多地将精力放在与皇帝的沟通上。
他知道，枢密院能否站稳脚跟，募兵新制能否推行，关键在于皇帝李治的决心和支持。而李治的身体时好时坏，心思也难免随着病情起伏。在最初的兴奋和决断之后，面对具体推行中必然遇到的阻力和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这位多病而又敏感的帝王，内心那根猜疑的弦，是否又会悄然绷紧？尤其是对他这个手握改革具体筹划大权的年轻“知院事”？
必须再次加固皇帝的信任。光靠奏疏和公务汇报是不够的，需要更私密、更潜移默化的交流。
机会很快来了。这日午后，李治因头风发作，未能视朝，在蓬莱殿侧殿静养。或许是久病烦闷，或许是有意为之，他竟派内侍高延福到枢密院传口谕，召李瑾前往蓬莱殿弈棋。
弈棋，在大唐君臣之间，从来不只是消遣，更是一种交流，一种试探，一种无需言明的默契较量。李瑾心领神会，放下手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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