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等人。他们多出身寒微或中下层官僚家庭，以文采见长，锐意进取，对传统士族把持的经学解释权早有不满，也更容易接受和阐发新的、有利于天后执政的理论。
当然，仅仅依靠许敬宗和北门学士是不够的。为了增加这项工程的“权威性”和“广泛性”，减少来自传统经学世家的阻力，武则天还下诏，征召了一批在士林中素有清望、学问扎实，但相对不那么顽固保守的大儒入京，参与校勘注释。如以精研《春秋》著称的谷那律，擅长《礼记》的贾公彦，博通五经的孔颖达后人（虽孔颖达已去世，但其学派影响仍在）等。甚至，对那位曾以“牝鸡司晨”为由上书反对她封禅亚献的老臣郝处俊，也给予了表面上的礼遇，未加罪责，只是“体谅”其年高，未强征其入京，但此举本身，就是一种姿态。
集贤殿内，典籍如山，墨香四溢。来自各地的鸿儒、学士、校书郎济济一堂，每日埋首于浩如烟海的经典之中，考据、辩难、商榷、撰述。表面上，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学术盛事，是对先贤经典的“正本清源”。但暗地里，一股无形的导向力量，在许敬宗和北门学士们的巧妙运作下，弥漫在殿宇之间。
“诸位，陛下有旨，此番重注经典，贵在‘通达时变，明体达用’。” 许敬宗在首次集议时，便定下了基调，“圣人之言，微言大义，然时移世易，若拘泥章句，不解其精神实质，则无异于刻舟求剑，反失圣人本意。如今天下升平，陛下圣明，天后贤德，共理阴阳，此乃千古未有之盛事。吾辈学人，当领会圣人之‘仁政’、‘民本’之要义，为当世治国理政，提供镜鉴。”
话说得冠冕堂皇，但在具体的研究和注释方向引导上，意图逐渐清晰。重点被放在了那些涉及“夫妇之道”、“阴阳和合”、“母仪天下”、“贤内助”等主题的经典篇章上。
对《诗经》，他们着力挖掘和颂扬那些赞美“后妃之德”、“贤明内助”的诗篇，如《关雎》被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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