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后妃“辅佐君子”的重要性；《葛覃》被引申为后妃“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以示勤俭德政；甚至《卷耳》也被解释为后妃“志在辅佐君子，求贤审官”，而非简单的思夫之作。而对那些可能被解读为“女祸”的诗篇，如涉及褒姒、妲己的，则淡化处理，或解释为“君王失德，非女子之罪”，重点批判昏君，为“红颜祸水”论脱敏。
对《尚书》，除了继续弱化“牝鸡司晨”的负面解读（将其解释为特指商纣王时妇人干政乱国，而非普遍规律），更重点阐发《尧典》、《舜典》中关于尧舜禅让、选贤与能的思想，暗喻“唯德唯才”是执政的关键，而非性别。同时，大书特书《尚书》中关于“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将其与当下“二圣”的“仁政”联系起来。
对《礼记》，尤其是《内则》、《昏义》等篇，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新诠释。传统解释强调“男尊女卑”、“妇人从人”，而许敬宗等人则引导学者们着重阐发其中关于“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积极内涵，并将其与“齐家治国”联系起来，强调“家齐而后国治”，一位具有卓越德行和智慧的“国母”或“贤内助”，对于“齐家”乃至“治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甚至从古籍中搜罗、或“重新发现”了一些关于古代贤明后妃（如周之三太：太姜、太任、太姒）辅佐夫君、教化子孙、安定邦国的记载，将其系统整理、放大，作为“圣母临朝”的历史先例和理论依据。
对《周易》，则巧妙运用其阴阳变化、相生相克的哲学思想。一方面，承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尊地卑”的秩序；另一方面，则大力阐发“一阴一阳之谓道”、“乾坤并建”、“阴阳和合而万物生”的道理，强调阴阳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特定时期，比如“阳”弱（指皇帝多病）或天下需要“柔顺”之德来调和时，“阴”的积极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这便为女性在特殊时期的执政，找到了哲学上的合理性。
这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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