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源头和仕进正途上，武则天为自己披上了一件符合“圣人之道”的外衣，极大地消解了传统士大夫心中“牝鸡司晨”的伦理焦虑，至少提供了可辩论、可接受的理论依据。
在这被“重释”的儒家基座上，耸立着更为光辉夺目的佛教神学建构。以“宝雨经”预言为核心，结合《华严经》的菩萨行愿、《大云经》（此时虽未大规模篡改，但其思想已受关注）的转轮王思想，一套将武则天神化为“菩萨化身”、“弥勒应世”、“女王治世”的佛教政治神学，正在高僧大德（以圆测、法明为代表）的阐释和朝廷的大力推广下，迅速传播。武则天频繁的礼佛活动、丰厚的寺院赏赐、敕建“大周东寺”的壮举，无不在强化这一神圣光环。佛教以其精深的哲学体系、宏大的彼岸世界观、在民间的广泛基础，为武则天的权力提供了儒家经典难以企及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如果说儒家“重释”是为了争取士人，那么佛教神化，则更多地指向了广大庶民、信众，以及那些对神秘天命深信不疑的阶层。
在这两层之间，是“祥瑞”与“现实功绩”交织而成的叙事网络。“洛水瑞石”的“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是天命的直观展示；各地呈报的种种“祥瑞”（嘉禾、醴泉、神兽现踪等）是“女主圣明，天必佑之”的持续印证；而封禅泰山的成功、国力的鼎盛、四境的安宁（至少在宣传中），则是“圣母临朝”带来盛世繁荣的现实证据。这些“祥瑞”与“功绩”被《大唐报》连篇累牍地报道，与佛寺的钟声、高僧的讲经、新注经典的流传相互呼应，构成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矩阵，不断强化着武则天执政的合法性、正当性和神圣性。
在这座“思想高台”的顶端，飘扬的旗帜是“忠君爱国”与“顺应天命”。所有思想的阐释、舆论的引导、政策的推行，最终都归结于此：忠诚于当今圣上（包括垂帘听政、功勋卓著的天后），就是忠于大唐，就是顺应上天佛旨，就是维护盛世太平。任何质疑、反对、动摇这一点的言行，不仅是政治上的不正确，更是伦理上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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