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李瑾压低声音，“解剖之事，可分步而行。先不涉人体，而以猕猴、野犬、家猪等与人体相近之兽类为范本，详加解剖，绘图记录，比较异同，以明大体结构、血脉走向。此事可秘密进行，选可靠之人，于僻静处所为之。所得知识，可先用于兽类，再谨慎推论于人体。同时，可广泛搜集军中处理重伤残肢、疡医治疗痈疽疮疡时所见，以及仵作（古代法医）验尸之记录（此需与刑部、大理寺谨慎沟通），互相印证。待时机成熟，知识积累足够，或可争取特许，以无人认领之死囚、战场无名尸身，进行极少数的、严谨的、以研究为目的的解剖，并需订立严格章程，尊重亡者，事后妥善安葬。”
秦鸣鹤思虑良久，长叹一声：“太子太师思虑周详，步步为营，老朽……愿附骥尾，为我华夏医道，开一新途。纵然身前身后，谤满天下，亦在所不惜！”
有了秦鸣鹤的支持，李瑾立即行动起来。他首先向武后和高宗上了一道长长的奏表，详细陈述了当前军中医护、民间疫病防治的薄弱，以及《开元宝典》编撰过程中发现的医药知识混乱、传承保守等问题。他提出，为“上以护佑天子百官之康宁，下以拯济军国民人之疾苦”，当“博采众长，融会古今，建立医教，系统传承”，请求正式设立“大唐医学院”，隶属格物院，但享有独立招生、教学、研究之权，并请求朝廷在政策、经费上予以支持，并准许其在特定情况下，为精研医术，可“观察兽体，类比人身，并谨慎参考军、刑之有限记录，以明形体结构，精进外科正骨之术”，措辞极为谨慎，避开了“解剖”这个敏感词，强调目的是为了治疗外伤、战伤，并应对疫病。
奏表在朝中引起激烈争论。反对者言辞激烈：“以禽兽比人，已是褒渎！还要参考刑狱尸身记录，殊为不祥！”“医术关乎仁心，岂可如工匠般操刀弄斧？此非医道，乃屠沽之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之始也。如此作为，将置人伦于何地？”
支持者则多为务实派将领（他们深知军中伤兵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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