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亦非“解不解剖”的伦理辩难，而是两种认知世界的方式、两种定义“学问”与“价值”的体系，在根本处的碰撞。他徐徐起身，还以一礼，声音平缓却清晰，足以让曲水两岸皆闻：
“孔司业心系道统，其情可感。瑾亦常思，学问之本末，道器之先后。然瑾有一惑，愿就教于司业并诸位贤达：何谓本？何谓末？道在经中，抑或在天下？”
他目光扫过神色各异的众人，继续道：“《大学》言‘致知在格物’，朱子注‘即物而穷其理’。格物院所行，不外乎循此古训，于天地万物、人伦日用中，格其理、穷其道。地动之说，非为骇俗，乃为推算躔次、厘定历法，以授农时，此非厚生利民？人体之探，非为褒渎，乃为洞悉经络、明晰腧穴，以疗沉疴，此非仁心仁术？百工之研，造巨舰以通绝域，制水车以溉膏腴，作钟表以定时辰，省民力而增货殖，此非经世实学？《开元宝典》包罗万象，旨在博采众长，以资治国，岂是独崇机巧？”
“至于圣贤经传，修身齐家治国之宏纲大纪，自当尊奉，拳拳服膺。然圣人垂教，意在‘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若不能明万物之理以利生民，何以‘亲民’？若无实学实政以致太平，何以‘至善’？夫子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利而后事善，事善而民生遂，民生遂而后教化行，天下安。此‘器’中，岂无‘道’存？若匠作之术，果能使国强民富，又何尝非大道之一端？”
李瑾的回应，沉稳地将“新知”锚定在“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框架内，试图为这些“异端”披上合法的外衣。然而孔颖寸步不让，他向前一步，宽袖微颤，语带激愤：
“谬矣！太子太师此言，似是而非！‘格物’所格，乃人伦日用之物；‘穷理’所穷，乃心性天理之奥。岂是那星辰运转之机巧、血肉皮毛之琐屑？圣学大道，根柢在于正心诚意，在于仁义礼智。尔等所务，尽是外物末技，纵有微利，于变化气质、涵养德性何益？更甚者，尔等动辄标榜‘实测’、‘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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