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疏离与疑虑显而易见。而年轻一辈中，不少人眼中则闪烁着求索与兴奋的光芒。这正是时代裂痕的缩影，旧日的庞大身影与新时代的躁动脉搏在此交锋。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气氛近乎凝滞之际，一位始终静坐旁观、银发矍铄的老者缓缓开了口。他是前太子宾客杨炯，学问渊博，德高望重，虽已致仕，一言仍可影响清议风向。他声音不高，却带着奇异的穿透力，让嘈杂的现场为之一静。
“诸君之论，老夫听之良久。” 杨炯抚须，目光平和地扫过众人，“孔颖之忧，在于道统之正；三郎之求，在于实利之兴。二者看似冰炭，然则，岂无相济相成之道？”
他转向孔颖：“仲达，你重义守道，此士人风骨，无可指摘。然《易》有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又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圣人亦不讳言‘利’，所利者，天下万民之公利也。若格物之学，果能厚生利民、强固国本，此非‘义’之彰显、‘道’之践行乎？”
他又看向李瑾：“三郎倡新学，志在富国惠民，其心可嘉。然则，治国平天下，终以人心为本，以教化为先。若士子皆溺于奇巧，德性不修，经史不读，则智巧愈精，或为祸愈烈。昔日公输般之巧，为墨子所屈，所恃者非技，乃兼爱非攻之大道。故，新学可兴，实利可求，然道统之本不可移，人心之教不可废。当使治新学者，亦通经义，明礼义廉耻；使习旧学者，亦知实务，不尚空谈虚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道器之辨，本末相资。如此，方是长治久安之途。”
杨炯之论，是一种典型的折衷与调和。他试图在旧学的道德框架内，为“实学”、“新学”寻觅一个合法且从属的位置：可用于“致用”，但不可动摇“明体”；可追求“器利”，但必须服从“道本”。这代表了朝野间相当一部分稳健派士大夫的态度——他们看到了新学的实用价值，愿意接纳其带来的益处，但坚决要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绝对主导与士人阶层的文化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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