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与协作：不同领域（算学、地舆、化机、巧器）之间开始交流问题，分享数据和方法。知识在一定范围内被共享和讨论，而非师徒私相授受。
试错与渐进：接受失败是过程的一部分，并从失败中学习，逐步改进。
追求实用与实效：以解决实际问题、产生实际效果为导向，这虽然可能限制纯理论的发展，但在初期却是最强大的驱动力和合法性来源。
这些“种子”，散落在各馆的具体工作中，尚未被提炼成明确的“科学方**”，更没有形成独立于“格物致知”旧框架的哲学体系。它们与实用技术、传统智慧、甚至残留的玄学思辨（如炼丹术的某些观念）混杂在一起。但它们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因为它们与“强国”、“富民”、“活人”这些最实际、最迫切的目标紧密相连，并且，真的在产生效果。
在“学述评议”的最后，李瑾起身，做了一段总结，他没有使用“科学”这个尚未出现的词汇，而是说：“诸君今日所言所行，让瑾想起《尚书》有云：‘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又闻前贤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吾等所为，便是这‘躬行’二字。不尚空谈，不泥古训，于天地万物间观察，于百工制作中试验，于疑难杂症里探究，于数理推演中求真。所得无论巨细，无论成败，皆需如实记录，公之于众，以便后人查验、补正、发扬。此非一时之功，乃千秋之业。愿与诸君共勉，使我大唐不仅以诗文武功光耀千古，亦能以明理致用之学，洞彻造化之妙，造福生民，泽被后世。”
“明理致用之学”，这是李瑾为这个新生事物找到的、在当下最具包容性和说服力的称呼。它既保留了“学”的崇高地位，又强调了“明理”（探究规律）和“致用”（实用价值）两个核心，巧妙地避开了与“圣学”的直接对立，将自身定位为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延伸。
这次内部评议的内容，被整理成一份《格物院学事辑要》，虽然只在有限范围内传阅，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它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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