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不同，则需探究缘由，是物料不纯？是火候差异？是器具有别？如此，方能去伪存真，渐明物性。譬如硝、硫、炭三者，比例不同，研磨粗细不同，混合均匀与否，其燃爆之效，天差地别。此非玄理，实乃物性使然，可探可究。” 这已经非常接近“可重复、可验证”的实验科学思想萌芽，尽管其理论框架仍是模糊的“物性”说。
在巧器坊，宇文恪不再仅仅被视为一个手艺高超的匠人。他和他的团队，正在系统地研究不同木材的强度、弹性，不同金属的硬度、延展性，不同齿轮啮合方式的传动效率与磨损。他们开始绘制标准的零件图纸，标注尺寸，尝试建立一套“工巧度量规范”，以便零件可以互换、工艺可以传承。面对蒸汽机原型机（一个粗糙的、漏气的、效率极低的“纽科门式”大气压蒸汽装置，仅能用于提水演示）连续失败的困境，他们没有诉诸神秘或放弃，而是逐一排查：密封材料不行？尝试铅、麻、皮革、油脂的不同组合。气缸加工不圆？改进镗床。冷凝效率低？改变喷水方式和冷却结构。“失败乃常事，然每次失败，需明其所以败，记录在案，下次改进。十次百次，或可近一步。” 这种基于试错、记录、改进的工程技术研发模式，正在形成。
李瑾静静地听着，看着。他知道，真正的“科学的种子”，并非他直接带来的任何一项具体技术或理论——无论是粗糙的世界地图、日心说的猜想、还是蒸汽机的草图——那些只是“鱼”。真正的种子，是他和这个时代最敏锐的头脑们，在解决实际问题、追求“有用”知识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培育和践行着的那些新方法、新态度、新组织形式：
系统性观察与记录：不再满足于模糊的、文学化的描述，而是追求精确的测量、详细的记录、标准的术语。
实验与验证：开始有意识地设计情境（哪怕是粗糙的），去检验想法，重视“可重复性”。
数学化与量化：尝试用数字和计算来描述现象、解决问题，哪怕是最简单的加减乘除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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