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武后与李瑾眼中，海洋所蕴含的、远超“奇珍异宝”范畴的战略与经济价值。日本的金银矿脉已初显利益，南洋的香料、印度的棉布、波斯的宝石、大食的玻璃器皿乃至更遥远地方的物产，都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财富。而大唐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书籍，在海外更是硬通货。若能将这海上贸易的洪流有效管理、引导、并从中汲取财力，其对朝廷赋税、对国内手工业、对水师建设、乃至对整个国力的提升，将无可估量。
朝堂之上，一场关于如何管理海外贸易的激烈辩论早已展开。保守的朝臣认为，海外贸易固然有利，但番商汇聚，易生事端；钱货外流，有损国本；且商人重利轻义，长此以往，恐坏人心风俗。不如维持旧制，以朝贡贸易为主，严控民间下海，确保“华夷之防”。而李瑾、刘仁轨（已因东海战功晋升，对海事极为热心）及一批务实派官员则力主改革。他们指出，前隋及本朝前期，广州等地市舶之利，已甚为可观。如今水师强盛，海道畅通，正是大力拓展海贸、坐收其利之时。关键在于变被动“怀柔”为主动“经理”，变粗放征收为精细管理，变默许走私为合法引导，将海上贸易纳入国家掌控，使之成为朝廷稳固的财源，而非地方官吏与豪强的私宴。
李瑾更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请广设市舶司以经理海疆、丰实国用疏》。在这份奏疏中，他系统提出了全新的市舶司构想：
1. 广设机构，统一事权： 不仅于广州，更在扬州（长江口，沟通江淮财富之地）、泉州（新兴港口，对琉球、日本贸易便利）、明州（宁波，对日、朝贸易要冲）、交州（越南河内附近，面向南海）等主要对外贸易港口，普遍设立市舶司。市舶使由朝廷直接委派精明强干、通晓海事商务的专职官员担任，不再由地方节度使或刺史兼任，以确保事权统一，专司其职，直接对户部（或皇帝）负责，减少地方干扰。
2. 完善税制，透明征收： 废除过去随意性大、易于舞弊的“十分抽一”旧例，制定详细的《市舶则例》。将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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