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率，直接兑付宝钞，且比率远高于以其银币所含纯银按市价折算。下官未敢擅专，婉拒之，胡商愤愤而去，扬言其商队此后货物，只以金银或绢帛交易，拒收铜钱与宝钞……”
两件事，一南一北，却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在大唐国内钱法紊乱、币值不稳的背景下，原本就复杂的国际贸易结算，变得更加混乱和不利。外国商人（尤其是掌握大量金银硬通货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利用大唐铜钱信誉崩坏、价值不稳的弱点，在交易中占据主动，要么拒收铜钱，要么肆意压低铜钱计价，要么强行以其本国货币高价结算，导致大唐商人利益受损，国家财富（金银）外流，甚至影响了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市舶税。
李瑾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贸易纠纷，更是一个将大唐宝钞推向国际舞台、同时规范乃至掌握对外贸易金融主导权的绝佳契机，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如果宝钞连本国商人都未完全接受，如何能让外国商人认可？但反过来，如果能在与外国商人的大宗贸易中确立宝钞的结算地位，其权威性和信用将得到质的提升。
他立即召集合适人员——包括户部精通财税的官员、鸿胪寺熟悉蕃情的官员、以及长安西市几位与外商打交道多年、信誉卓著的大商人——进行紧急商议。会上，李瑾首次明确提出了“外汇”与“汇率”的概念，这再次让与会者感到新奇与困惑。
“所谓‘外汇’，”李瑾在沙盘上划出大唐与周边诸国的简图，“简言之，即外邦之钱币，或可用于与他国结算支付之金银等物。而‘汇率’，便是我朝钱币（如今是宝钞和足色开元通宝）与这些外汇之间兑换的比率。”
他指向广州奏报：“譬如，大食商人携银币迪尔汗来购丝绸。过去，双方可能直接以物易物，或以金银重量计价，但过程繁琐，易起争执。如今我朝欲行宝钞，便可定下一个规矩：所有蕃商入港，其携带之金银、外国钱币，须先至市舶司或指定官署，按朝廷统一公布的‘汇率’，兑换成我大唐宝钞或官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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