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海商关系密切的文人，化名“海客谈瀛”，在私下流传的文稿中，详细记述了海外诸国的物产、风俗、制度，并大胆提出：“天朝物产丰盈，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然有无相通，则两利；闭关自守，则两损。市舶之利，可充国库；异域奇技，可资我用。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强赵，今岂可固步自封，以天朝自矜，而鄙四方为蛮貊？” 这种强调交流、务实求利的观点，在东南沿海的商人、工匠和部分地方官员中，颇有市场。
关于“义利之辨”，也不再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简单二分。有士人在文章中为合理的“利”正名，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使利己而不损人，利私而亦利公，何害于义？若空谈仁义，而民困国贫，仁义焉附？” 这种思想，与朝廷鼓励工商、讲求实效的政策隐隐相合，但也触动了儒家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神经。
第四，一种朦胧的、对更平等社会关系的向往，也开始在个别激进的作品中闪现。
一本在蜀中地下流传极广、作者佚名的话本小说《浮世镜》，以市井人物为主角，辛辣地讽刺了权贵的奢靡、官吏的腐败、士绅的虚伪。书中借一位侠盗之口说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世道，不过是一袭锦绣，遮盖了满地的虱子！” 虽然故事背景设定在前朝，但其现实指向性，读者心知肚明。此书文笔生动，情节跌宕，在市井中极受欢迎，也让官府颇为头痛，查禁数次，却屡禁不止。
在“格物院”和受其影响的年轻学子中，一种基于“万物有法，格物致知”理念的新世界观正在萌芽。他们开始用观察、实验、推理的方法看待自然现象，对许多被视为当然的“天理”、“旧俗”提出疑问。虽然尚未形成系统的科学哲学，但这种重实证、轻虚谈、讲效用的风气，与占据主流的经学思辨传统格格不入，却吸引了一批热衷于探求“实学”的年轻人。
这些纷繁复杂、甚至彼此矛盾的新思潮，并非有组织的运动，它们散落在各种“时论策”、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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